“碑帖融合”问题，是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它涉及到什么是碑，什么是帖，什么是碑帖融合，关系到书法的创新，以及未来发展走向等。要探讨这个问题必须站在书法史、艺术史、文化史，甚至东西方文化对照的高度下才能捋清头绪，看清问题的实质，这里试作简要地梳理和论证。

衡正安

黄宾虹行书手札

清代“乾嘉学派”的一个副产品是书法碑学的兴起，碑学的兴起以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为标志，并诞生了一大批碑学书法家。一种事物的兴起一定有其根源，这个根源就是自魏晋以来以“二王”为代表的帖派书法，发展至明代晚期清代初叶逐渐式微不振，出现了书法从形式到精神上的衰落及遮蔽现象，书法要继续演变发展就必须打破这种遮蔽，于是碑学兴起。碑学兴起除文字狱、政治严酷、馆阁体盛行等社会因素外，还必须具备书法自身的条件如大量甲骨文的发现，三代青铜铭文、南北朝碑版的出土等等，诸多正反条件的产生和结合才促进了碑学的盛行。碑学的倡导者们始料未及的是，碑学的矫枉过正从尊帖走向了尊碑的另一个极端。正所谓：“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康有为语）。然而，至清代晚期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碑派的不足，特别是整个清代行草书的凋敝，更促使他们重新思考走“碑帖融合”之路。

若按照这一理路，书法的再一次全面振兴指日可待。然而可惜的是，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却中断了这一书学思想的深入和全面的实践，改变了书法原本的发展轨迹即“碑帖结合”之路。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书法才重新开始启蒙、恢复、普及和发展。

在这风云际会、动荡不安的百年里，主流文化脉络包括“碑帖结合”甚至是书法都被中断了，但作为书家个体的理论思考与艺术本体实践仍在不停地传承和发展着，故成就了如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于右任、林散之等碑帖结合之书画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