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融合”问题，是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它涉及到什么是碑，什么是帖，什么是碑帖融合，关系到书法的创新，以及未来发展走向等。要探讨这个问题必须站在书法史、艺术史、文化史，甚至东西方文化对照的高度下才能捋清头绪，看清问题的实质，这里试作简要地梳理和论证。

衡正安

黄宾虹行书手札

清代“乾嘉学派”的一个副产品是书法碑学的兴起，碑学的兴起以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为标志，并诞生了一大批碑学书法家。一种事物的兴起一定有其根源，这个根源就是自魏晋以来以“二王”为代表的帖派书法，发展至明代晚期清代初叶逐渐式微不振，出现了书法从形式到精神上的衰落及遮蔽现象，书法要继续演变发展就必须打破这种遮蔽，于是碑学兴起。碑学兴起除文字狱、政治严酷、馆阁体盛行等社会因素外，还必须具备书法自身的条件如大量甲骨文的发现，三代青铜铭文、南北朝碑版的出土等等，诸多正反条件的产生和结合才促进了碑学的盛行。碑学的倡导者们始料未及的是，碑学的矫枉过正从尊帖走向了尊碑的另一个极端。正所谓：“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康有为语）。然而，至清代晚期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碑派的不足，特别是整个清代行草书的凋敝，更促使他们重新思考走“碑帖融合”之路。

若按照这一理路，书法的再一次全面振兴指日可待。然而可惜的是，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却中断了这一书学思想的深入和全面的实践，改变了书法原本的发展轨迹即“碑帖结合”之路。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书法才重新开始启蒙、恢复、普及和发展。

在这风云际会、动荡不安的百年里，主流文化脉络包括“碑帖结合”甚至是书法都被中断了，但作为书家个体的理论思考与艺术本体实践仍在不停地传承和发展着，故成就了如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于右任、林散之等碑帖结合之书画大家。

齐白石的绘画得益于他的篆刻和书法，激活了传统文化中生生不息的“民间文化”精神；黄宾虹的书画多了一层碑学的厚重和金石的古质之气，特别是他的行书不仅弥补了清人的空白，更矫正了明代晚期以来帖学的孱弱不质之疾；于右任，以魏碑入帖形成了不同于古人的草书风格，成为一代草书大家；林散之，其草书是对汉隶、唐碑的研习和参悟，碑学的中锋涩行运用于草书的创作之中，赢得了“当代草圣”之美誉。这几位书画大家在艺术实践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贡献，当然与他们深厚的综合文化艺术修养有关，但金石之学对其书画的滋养也就是碑帖的融合，才形成了迥异于前人的书画形式和精神风貌。此外，除以上专业书画家外民国时期的一些文化学者如张伯英、梁启超、鲁迅等书法也深受“碑帖结合”思想的影响，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我们知道，帖之长在使转的流畅、形式的流美、节奏的婉转，强调笔尖的使用，注重笔画的两端，在起收笔上多用圆笔，因此，过分强调这些特点将会流于文弱，缺少质感，导致明代晚期这一书法形式走向式微。而碑之长，弥补了帖学之不足，厚重、庄严、质朴，不仅使用笔尖更强调整个笔毫的作用，特别是笔画中段的用力，在起收笔时多用方笔。但方笔的使用和整个笔画的用力，往往难以实现点画的使转顺畅和上下关系的牵丝映带。因此，行草书难以伸张，故令尊碑之学的整个清代几乎没有出现一个行草大家。

  所以，要发挥碑、帖之长克服其两相之不足，必须要走“碑帖结合”之路。

齐白石葫芦 
那么，“碑帖融合”的意义在哪里呢？
仅仅是创造出一种碑和帖以外新的书法形式吗？

 绝对不是，它关系到书法的演化、创新和未来的走向等问题。四十年来的书法实践告诉我们，纯粹的帖学和碑学是无法再创历史的，只有“碑帖结合”才是书法未来发展的方向。

 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传入我国的西方美学思想对我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有一批人试图用这一思想对中国书法进行改造和创新，当然其意义是巨大的，也是值得尊敬的，但实践证明这是极为困难的。如对汉字的解构、变形、夸张，书写工具、材料的改变等进行创新，显然不符合数千年来书法演变的内在理路和中国艺术精神的发展路向，因为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其核心精神相差巨大，甚至在诸多方面都是相反的。

吴昌硕花卉

人类文化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文化的融合一定是在异质之间但又要有所契合的前提下才能相互融合，否则只能被替代或消亡。例如在中国传统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的外来文化的传入并产生融合的是佛教。佛教文化是在古印度半农业和半工商业的文明类型中生长出来的，它和完全农业文明的传统中国既有相近点也有相异之处。所以才有可能在中国扎根并与儒、道等文化相融合，直到唐代才形成了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禅宗。否则，只有夭折或零星的存在。

  另外，西方近现代文明是在古希腊工商业文明的催生下产生的，其本质是“哲科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农业文明，其本质是“技艺文化”，这两种有着本质差异的文化要找到融汇点，是极为困难和漫长的。可见，所谓书法的现代化的转型、探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有所成效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正是这点“现代书法”的存在才值得我们的尊敬和宽容。为此，从历史、现实以及实践等多重视角来关照，“碑帖结合”才是真正符合书法演变、创新的基本规律。

 然而碑学所蕴含的深刻内容和意义绝不是以上所说的方、圆用笔和形式上的突破，它的真正意义在于碑学所具有的金石、古质、厚重、向内的精神气息，是在纸张发明之前自然书写载体如甲骨、钟鼎、摩崖、竹木等，通过吉金刻凿、烧铸后所呈现出的立体感，以及自然的腐蚀、沁透，褪去烟火的自然感，再加上岁月的汰洗、推移所带来的历史、沧桑感。特别是在书写的运动方向上帖派更多的着意于上下左右即平面的书写移动，而碑学则在此二维空间的书写中，自觉地往纸的里面渗透所呈现的三维立体感，以飞白、残缺、破断以及造虚，用笔的中锋、涩行、水墨的渗化等，通过纸张和笔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屋漏痕、折股钗，以及万岁枯藤、入木三分和力透纸背的美学理想，并在宣纸上以“写”的形式得到呈现等等这些才是碑学的真正内涵。

  可见碑学的内容之丰富，碑帖结合的难度和价值之大。还有更深刻的是，这些碑学思想与我国几千年来以儒释道为主要文化核心的精神相阐释、相表里，是对这种文化精神的艺术张扬和审美物化。因此才具有了无比的生命力和文化深度，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价值。

虽然，“碑帖结合”在当今书坛已成为共识，但表现出肤浅的现状。通过以上对碑学内容的阐述我们知道，其形下和形上的内容极其博大深厚。它不只是对民间书法的汲取，对文字发展转型期的取法，也不是要追述到文字之初的稚拙之态，更不是方笔的使用，它是对碑这个有着极为丰富文化、美学内涵的形式和精神的高度掌握、提炼，并与千年来帖的外在形式和内涵的高度结合。

碑，绝不是形式上的丑；帖，也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美。“碑帖结合”是在碑帖形式与精神上的高度融合的结果。当代少有书法大家者，一方面是对帖和碑在技法层面上的传承远不如前人；同时，我们已经不具有传统毛笔书写的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广大书家对碑、帖，特别是对碑学的理解不够深度，就更遑论在更高层次上对形式与精神境界能有所参化、领悟和得到更好的笔墨呈现。     即便两块相同的冰，不融化也碰不到一起，更何况是发展了几千年的碑与帖。要想在深厚、博大、复杂的这两大书法文化的体系下实现融合，走出“碑帖结合”的一条新路来，可见难度何其之大？

衡正安，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委宣传部首批紫金文化艺术英才。现工作于江苏省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主持工作）。一级美术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言恭达文化基金会秘书长。主要从事文艺评论、书法理论研究和书法创作。出版专著8部。发表论文120余篇。获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第九届中国文艺评论奖，第二届江苏文艺评论奖，首届江苏紫金文艺评论奖等。